了；文化人和地主甚麽的，好一点就被抄家，然后去接受劳动改造，坏一点儿的都进了监狱。唉……我们怎麽办？眼睁睁地看着灾祸来了，还逃不过去。”
父亲问道：“他们跟着闹革命，咱们也跟着闹不行？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咱们家。咱们把东西该砸的砸，该藏的藏，伪装成贫农不行？”
母亲突然很威严地喝了一声，这在以前是从未有的：“别看你是大资本家出身，骨子里还是愚人的心！”她又忽然压低声音，“闹革命也不知是哪根筋又搭错了，他们错，你也要跟着错？你那一股子傲气去哪儿了？这样做岂不是愧对祖先？”
父亲沉默不语。王姨长叹一口气，说道：“庆华和耕耘，还有他小弟，恐怕一辈子都要背上‘狗崽子’的黑锅了，真是苦命啊。”
母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我就这麽一个儿子，我从小严加管教，他又生得这麽乖巧伶俐，我一个做母亲的，也就是指望着他能有点出息，明年秋天庆华七岁，好入学。可老天偏偏这麽造化，怎麽就让庆华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儿……”
父亲也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停课停工’了。”
我头一次听到母亲说我“乖巧伶俐”，不禁很惊讶。听了母亲一番话，我突然觉得心头很酸涩，有眼泪掉下来。似乎我对不起母亲似的，又特别想为她做些甚麽事情。
“好在咱们知道这个讯息比较早，”爷爷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我们已经把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这样……”
几个大人靠拢过去，开始咬耳朵。我伸长了耳朵也听不清，只得作罢，重新躺倒在床上，手里握着奶奶的银簪子，望着天花板发愣。
第二天早上，我见了母亲，又想起她说我“乖巧伶俐”来，就想从她的目光里寻找出一点甚麽其它的东西来，最好是疼爱。可是她的目光一如既往的严厉，甚至比平常更严厉了一点儿。
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是，我看见大厅的一角放了两个大包裹。
吃过晚饭，父亲突然把我叫到他的身边。我有些胆怯，但还是顺从地过去了。父亲望着我的眼睛，很严肃地说：“以后，你就不叫‘林庆华’了，以后你叫‘林慕东’。”他拿来一张报纸，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三个字，“林慕东”，说：“背过。”
我很沮丧，我仅仅习了一些基本的字，好不容易学会了“林庆华”，现在又要学“林慕东”。但是我想起昨天大人们奇怪的谈话，就觉得这些事是有因果关系的，这是一个艰辛的使命，于是不敢违抗，也不敢问为甚麽，一遍遍地描着，直到记住。
母亲骨头硬，反对给我改名。父亲为我改名时，她很不屑地讽刺我父亲：“怎麽不给你儿子起名叫‘林毛|主席万岁’”？
父亲低吼一声，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关乎咱们儿子的将来，你在外面也低调点儿。接下来是一片死寂，黄昏的光斜射到窗棂上，在上面缓缓匍匐着，父亲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看着他低着头的高大背影，心中竟充斥着莫可名状的惆怅。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
我发现了一个令我发愁的事情：奶奶的银簪子没地儿藏。作为一个孩子来说，属于自己的地盘太少了。我睡房的柜子里罢，不敢放，那不属于我，父母随时可能去拉开看；压在枕头下面罢，随时可能被发现；放在兜里罢，母亲突然要拿去洗的时候就没法子了。
想来想去，还是只能放在裤子的兜子里，要洗衣服时，我故意慢悠悠地脱衣服，趁其不在意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银簪子握在手里。
这是一个最不寻常的上午。爷爷、父亲、母亲都围坐在大厅里，板着脸很严肃地看着我，似乎要把我看透似的。我低着头拨弄着手指，根本不敢出大气。
“林慕东，如今你也半大了，不再是小孩子，我们要跟你商量两件事情，”父亲先开口了，“作为你长大成人的标志，以后我就管你叫‘林先生’，怎样？”
我的脑筋有一些转不过弯儿来，对这个陌生的称呼有一些抵触和疑惑，但还是勉强点了点头。
父亲说道：“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不是好事。我们打算把你送到你叔叔那里住一段时间。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很长时间，我相信我们会再见面。”
我歪着小脑袋认真地听着，心里渐渐泛起一阵恐惧。“很长时间”是只多久？奶奶走后这些日子，我就觉得很漫长很漫长了，这算是“很长时间吗”？显然不是。
我问父亲：“你们在家里等我回来麽？”
三位长辈都沉默了。俗话说，“今儿脱了鞋，不知明天穿不穿”。前途未卜，孰知这一次的分别是否意味着下一次的团聚？
我突然就冒出一句大人说的话：“没有商量的余地了麽？”
他们显然很吃惊，没料想到刚过六周岁的我会说这样的话。母亲微微瞪大了眼睛，爷爷都忘了敲烟斗，烟灰一点点地掉在了桌子上，他也没觉察。
父亲清了清嗓子，说道：“没有了，林先生。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我们都无能为力，同时也为这感到抱歉……你那位叔叔是爷爷的堂侄子，比我年轻一点。他们一家是农民，以耕地为生，状况比咱们家艰难一些，你去了，一定不要挑三拣四，不要抱怨，不要表露出想家的感情，要听他们的话，才能好好地活下去。”
“还有，”母亲也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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