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么深重的感情，就像家人对他一样，他也明白人总是会死的，可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一种结果。
在这件事上何玉铭也无法安慰他，只能握着他的手，静静地看着他。
纪平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讲述他在国内的经历。
就在同一天，他还在老家的集市亲眼见到了一场批斗大会，挨批斗的是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听说是镇上的老师。
他亲见领导批斗的人怎样鼓动起人们的情绪，激发出人们的仇恨，人们又是怎样的狂热和群情激奋，就仿佛台上的不是几个原本备受尊敬的老师，而是烧了他们房子杀了他们全家的仇人一般。
而这几个人被批斗的原因，只是写了几篇批判红党不良作风的文章，就如同以前他们肆意发文批判蓝党的官僚腐朽一样——他们想必是骂习惯了。
纪平澜有种不好的预感，赶紧找人一打听，才知道他最尊敬的先生果然也被揪出来批斗过了，那个耿直的老人，都已经那么大年纪了，还被戴着高帽挂牌游街。老先生回到家就气得一病不起，没几日就身故了。
纪平澜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家乡，他无法再在故土找到半点慰藉，看到的只有那些令他不可名状和难以理解的事情。
如果是哪个山头的强盗占了他的家园，杀了他的家人，他可以去找强盗报仇，如果是日本鬼子践踏他的故土，屠戮他的故人，他也可以去讨伐日军，可是如果造成这一切的并不是少数的、具体的对象，而是平民大众本身呢，他又能怎么办？
连李亦亭也没有想到纪平澜的探亲之旅居然会这样收场，他试图宽慰纪平澜，说这只是少数现象，改革大潮下个别的牺牲总是难免的，他应该放眼大局。只是他的言语听起来已经苍白无力到恐怕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了。
纪平澜没有跟这个老同学争辩，因为他看出来了，李亦亭早就不是当年的皮猴子，说白了人家其实就是来监视他的。
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在一张无形的大网之中被监视着，尽管他从来没有伤害过红党红军半根毛，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在抗日救国，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他是不是昔日的抗战英雄已经无关紧要了，那些偶尔暴露出的监视者看他的眼神，就跟看一个汉奸没有什么两样。
故土还保留着过去的样子，但却已经物是人非，完全成了另一个他不能理解的样子。
李亦亭仍希望纪平澜能回国，并且帮忙劝说何教官也回国效力，纪平澜假装答应了，因为如果不答应的话，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离开中国。
“他信了？”何玉铭问。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没有他的担保我都上不了出国的船，也许他是真的信了，也许他只是想要放我一条生路。”纪平澜叹了口气，从言谈中他不是没有感觉到，李亦亭其实清楚红党的作风，并且还深深地认同红党的观点和作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纪平澜现在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什么悲伤和愤怒的表情，他与其说是在提问，倒不如说是一句无能为力者在绝望下的自言自语。
何玉铭仍是分析道：“事情只要存在就有其存在的道理。你看起来不合理，只是因为你们所站的角度不一样。这场改革对你来说，是你的家人无故被杀害，家产被掠夺，就跟被土匪抢了一样，你当然会痛恨。但是对那些分得你家土地和房子的人来说，别人苦难终究是别人的，他们得到了本来没有的利益，所以多数人都会发自内心地支持那个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政党，至于秩序和公道的缺失所带来的恶果，并不是那么快显现的。红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一来肃清了一切有能力与他们为敌的权贵势力，二来迅速赢得了大部分穷苦平民的支持。对此国际上早就有个说法，叫做‘多数人的暴\政’，只要五个中的四个人投票同意，就可以合法杀掉第五个人，分掉他的财产，就像纳粹对犹太人做的那样。他们就是那四个人，你就是那占少数的第五个。”
纪平澜垂头丧气地轻声说：“我从来没有对国家的未来这么绝望过，从来没有，即使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
“为什么要绝望呢，一切总会好起来的。”何玉铭伸过手去要抱纪平澜，纪平澜便紧紧地将他锁在怀里，埋头在他的肩膀上，长大后头一次在别人面前哭了。
他不是哭号也不抽泣，只是死咬着牙关肆意地流泪，仿佛有无尽的伤心和委屈要在短短的时间里宣泄出来。
一切的理想和信念终归虚妄，他努力到最后终于一无所有，唯一剩下的只有怀中的这个可以触碰的躯体，和这个躯体中永远不可触碰的灵魂。
他听到何玉铭在他耳边说：“在人类的社会里，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都无法生存，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不好不坏的庸人，他们有时候做好事，有时候做坏事，有时候做了坏事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他们多数都不太思考，只凭本能行动，很容易被人蒙蔽，但是你不必因此就对他们感到绝望，因为善良是人类不可抗拒的本能，一切的恶行与恶念都只能是少数的或暂时的。从古至今不论哪个民族什么文化，崇尚善良的风气一直都是主流，尽管有时候对善良的定义有所不同，方向却是从来没有变过的。或许也正是这种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的本能，才使得人类的祖先从竞争中存活下来繁衍至今。你应该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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