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原来的历史，孟庆山只能退缩，但是现在与历史不同，孟庆山是冀中军区政委，不是原来的副司令。加上上红军大学时刘一民灌输的思想，让孟庆山变得坚强起来，坚决抵制肃托扩大化。
这年春天，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国共合作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山东地区由于我党我军占有绝对优势，还不太明显，其它地方已经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陆续成立了锄奸部，任务就是开展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地区由于肃托和锄奸凑到了一起，形势变得格外紧张。
对于某些人来说，搞内部清洗那是轻车熟路，在行的很。找不出托派分子、找不到特务，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就开始逼供，直到被抓的人受刑不过开始胡乱攀咬，供的人越多，肃托指导组、锄奸部的成绩就越大。
肃托的矛头最先对准的是原河北游击军整编的部队。原因是河北游击军的干部战士原来都是冀中地区的农民，虽然编成了八路军正规军，但当农民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掉，爱发个牢骚、给领导提个意见，肃托一开始，让互相揭发，看谁有托派言论。这下乱套了，本来都是战友，一起和小鬼子拼命，但是互相揭发，你说我、我说你，越说问题越大，竟然揪出了一大批托派。
冀中部队都是新编部队，没有见识过肃反的可怕，因此，有些部队在找不出托派的情况下，就以近乎玩笑的形式报个人凑数，结果可想而知，玩笑变成了血淋淋的人头。到后来，连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原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第8路军总指挥刘可忠、第5路军副总指挥张静明、第二师师长段士增、参谋长杨万林都被抓了起来。
第二师是河北游击军主力，冀中部队整编后，第二师编入了四分区。1937年刚拉队伍时，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出各村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个村，就有哪个村的地主出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各村反动地主对第2师的仇恨。1937年底，他们联名告到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诬蔑第2师抢劫，幸有保东特委翟家骏在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使该阴谋未得逞。后来，由于八路军的发展，吸纳了一部分地主子弟。这些人有文化，在部队中提升很快。而冀中我军属于新编部队，政治教育与主力部队有明显差距。这些地主子弟中的一些人思想没有转变过来，当了八路军干部后开始算老账，正好遇到了肃托，他们就告段士增等人强抢民粮，是典型的土匪作风，并诬告段士增在家里盖起了二层楼。
吕正操入党晚，对党内斗争不熟悉，当八路军时间不是很长，又担任了冀中军区司令员，执行纪律很严。一见有人联名举报原河北游击军第二师抢民粮，就马上要求召开冀中军区党委会讨论处理。一位主要领导提出：“段士增他们弄开粮店，抢粮食，是土匪行为，应该处决”，孟庆山极力反对，说是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行军，紧急情况下，从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人是老党员，在发展抗日队伍中有贡献。错误可以批评，不能处决。马上就有人反驳：“这不是有联名告状信吗!说他家盖起了小楼。国难时期，他借筹备给养发财，应该严惩”。孟庆山说，告状信说他家盖了小楼，那也得调查核实啊!会议开了几次，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后来，随着肃托运动的深入，段士增他们就被抓了起来。由于孟庆山的反对，暂时没有处决。
孟庆山有个习惯，睡觉喜欢枕着电话机，便于掌握紧急情况。昨天晚上，由于电话串线，孟庆山在电话中偷听到了肃托指导组和冀中一个主要领导的通话，说的是孟庆山再扯后腿就把他抓了，一并处决。
孟庆山彻夜未眠，思考再三，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制止肃托扩大化了，考虑到肃托指导组是晋察冀军区派来的，孟庆山只好向正在鲁西的曾中生、蔡中发报，请他们向刘一民报告，请刘一民救救冀中那些被抓的同志们。要是刘一民不回电，孟庆山就只好处决段士增他们了。
孟庆山想不到自己刚发完电报时间不长，就接到了刘一民的回电，而且指示非常清楚，命令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立即停止肃托，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人员；责成孟庆山、吕正操保护被抓的段士增等人，责成肃托指导组向晋察冀军区和北方局写检查，派山东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教导师北线指挥部政委蔡中巡视冀中。
这下，孟庆山拿到尚方宝剑了，拿着电报就直接去找吕正操，告诉他刘一民师长电令到了，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应该无条件的执行**中央委员、山东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教导师师长刘一民同志命令，立即停止肃托，释放所有被抓的同志。而且要做好准备，迎接蔡中主任前来巡视。
吕正操接过电报仔细看了几遍，疑惑地问孟庆山：“老孟，怎么刘师长的命令与中央肃托的文件精神不符啊？”
孟庆山耐心地说：“吕司令，你参加革命时间短，对刘师长不太了解。他敢这样命令我们，那他一定给中央发了电报。我琢磨，要不了多久，中央停止肃托的文件就会下来。什么都不要说，中央授权刘师长在紧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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