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华中金融专科学校干部培训中心时，王加林发现房间的另一张床上放着别人的行李。
卫生间门关着，里面传出哗哗啦啦的流水声。
他打开电视机，靠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卫生间里面的人出来。心里想，与自己同室而居的会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等了足有五分钟的样子，卫生间的门终于开了，走出一个瘦高个的小伙子。两人笑着打了招呼，自我介绍之后，又互相交换了名片。加林这才知道，对方来自d银行十堰分行国际业务部，和他一样，也是来参加函授学习的。
同行加同学的关系，很快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两人各自介绍了一下本单位的情况，话题很快又转到了函授班的组织工作上，同仇敌忾地把华中金融专科学校臭骂了一通。
第二天，函授班正式开课。
进入听课环节，王加林发现，老师们讲得还是挺不错的。只是班级管理比较松散，没有班主任，没人记考勤，更没人点名，比读研究生还自由，听课或者不听课，完全靠学员自觉自愿。这样也挺好，自己有兴趣就听课，没兴趣就到处逛逛，只当是出来旅游的。
带着这种愉快的心情，王加林结束了函授班第一天的学习。
晚饭后，正准备出门时，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因为门是虚掩着的，王加林喊了一声。
没有人进来，又传来怦怦怦的敲门声。
“请进！”加林再次喊道。
仍然没人进来。他只好自己走过去，把房门拉开。一阵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
站在门口的正是加林的热心读者梁雯。
她穿着红呢子大衣，提着一个小手袋。进门就说今天喝了七八两，还不停地打着酒嗝。
王加林忙不迭地招呼她坐，又赶快找杯子，倒开水。
梁雯坐在沙发靠背椅上，接过冒着热气的水杯，接连喝了好几口，再才开始与王加林拉话。
与王加林在一起，她没有丝毫的拘谨，就像老朋友相见或者家人相聚一样，说话非常随便。她介绍了大学毕业之后的经历，饶有兴致地谈起了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后来话题又转向了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哥哥、嫂子和侄儿。也不知是因为故人相见让她格外兴奋，还是由于酒精的刺激作用，梁雯说起话来如开闸的洪水，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有时，可能实在是说累了，她就停下来，端起水杯喝几口水。喝完水后，接着又讲。
梁雯说，她租住在汉口香港路，工作单位又在武昌水果湖。每天早上六点之前就得起床，自己弄早餐，吃完之后就去赶公交车。倒两次公交车到长江边，坐轮渡过长江，再倒两次公交车到单位。不堵车的话，路上需要近两个小时。
上班之后就开始忙，直到下午五点半又往家里赶。下班时公交车上总是特别拥挤，人贴着人，有时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手还得高高地举着手提包，因为里面装着需要整理的文件资料和录音磁带。
回到家里，赶快去买菜做饭，洗澡洗衣，接着就开始加班，直到转钟之后才能上床休息。每天都是这样满负荷地运行，超负荷地工作。
她的工作岗位相当于编辑部前台秘书。事务繁杂，又没有量化考核指标。收信拆信，分门别类送给编辑；按照主任的批示，给读者回信；邮寄样刊或赠刊，核算和邮寄稿酬。打开水，做清洁，传电话，外出发信、刻印章、印名片，到银行取钱。有些事情其实是发行部或广告部应该做的，都压到她一个人身上。
上级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或者与兄弟报刊横向交流时，凡是有重要的应酬，领导都要她去陪同。并非她岗位职责需要，而是因为大家知道她能喝酒。她俨然成了编辑部里小有名气的“陪酒女郎”。酒席上，领导一声令下，或者使一个眼色，她都得拼着命去喝。领导只希望她把客人陪好，让客人喝得尽兴，完全不顾她的死活。她为此哭过好多回。但应酬还是一个接着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名人名家来了，新闻出版署或者省市领导来了，兄弟报刊的同仁来了，她都得“披挂上阵”。
家事也不顺。
梁雯家在湖北安陆农村，哥哥嫂子长年在外打工，侄儿完全靠她父母照顾。那个撕过王加林的中篇小说手稿的小侄儿依然顽劣调皮，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不说，前不久和同学疯闹时还摔破了头，缝了十二针。
梁雯她弟在河南信阳，租了个门店修手表，与房东的女儿结婚成了家。弟媳没有上过学，是个文盲，修养特别差，好吃懒做，又不会体贴人。两人的关系一直不好，经常争吵打架，闹离婚，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梁雯她弟患有胸膜炎，不能生气。这一点让她特别担心。
梁雯还有一个比她小两岁妹妹。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她妹妹鬼迷心窍地爱上了她姨妈的儿子——也就是她表弟。表兄妹属于近亲呀，这怎么可能！双方的老人急得什么似的，想方设法阻止和劝说他们，但丝毫也不起作用。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海枯石烂不变心。甚至扬言，如果大人继续干涉他们的婚姻，他们就私奔！万般无奈，家里只得为他们操办的婚礼。成全了两位新人，双方的老人又都提心吊胆的，害怕他们将来生个缺胳膊少腿、或者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
谈起自己的父母，梁雯是最动情、最伤感的。
梁雯说，她爸年青时英俊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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