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是下午二时到达丁思成的接待室的。
丁思成按照老规矩，由黄辉坐在茶几的西侧，自己坐在东侧。仍然是一壶清茶，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黄辉的茶几前放了一个烟缸。这可不是个一般的烟缸，它是扁矮的四方形青铜烟缸，底款刻有“大明宣德年制”。据丁思成说，它是清早期仿制的，价值不下于十万元，用如此高贵的烟缸，既是丁思成坚持在接待室内用旧器的特点，也表示了他对黄辉的尊重。
黄辉今天来是为写“中华物语”的绪论征求丁思成的意见的。按照丁思成的观点，所有古玩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总的概括。黄辉对此原来是这样写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物质和风貌的历史文化，它包括民族历史上各种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儒道佛三大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仁者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兼爱天下，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实现‘仁’就要倡导礼、义、智、勇，就要遵循‘三纲四常’。道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道’字。所谓‘道’，就是真理，就是以自然的本体应于人世。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入世彻地，出世通天。佛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空’字。它主张清心寡欲，见性成物，以心的觉悟来认知宇宙人生，代表一种心游物外、超凡脱俗、自我牺牲的人生境界。佛学思想侧重于出世精神。这三种思想的汇合，形成了以重视人格与强调和谐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大凡有代表性的文物古玩，都可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比如反映在图案、文饰上的吉祥如意，往往是一佛二仙三人物，四山水五走兽六花鸟，而后者通常要么予以人格化，要么给予神化，要么幻化成仙境。”
丁思成听后，说出了自己观点：黄先生的概括已很精辟，但是，老朽以吹毛求疵的角度，仍要提出几点愚见。
其一，以往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称为文化，无文字记载而有文物作为标志的则称为文明，其实，文明在广义上也是文化。在陶器上，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有良诸文化、龙山文化等，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有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滨文化等。玉器方面也与此类似。青铜器文化稍迟一些，一般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始于五千年前的齐家文化。作为《易经》基础的八卦，传说是伏羲在七午年前发明的。故所谓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是值得商榷的。黄先生刚才概括的传统文化的时限，虽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可与我理解的文化时限相距甚远。
其二，黄先生概括的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者不是同一时限。佛教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距今只有两千年。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孔子最早创立的，比佛教要早七百年左右。道家思想则是中国文化最早的源头。黄帝就是道家，他跪拜广成子问道的故事，距今不下于五千年。
其三，梁武帝曾提出道、儒、佛三教融通的主张，把道家的“无为”、儒家的“礼仪”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融为一体，认为三教的教理基础都是以人心向善为源。老朽以为这虽有道理，但仍属肤浅之论。其实，在类似于原始宗教的中华民间信仰中，古人认为所有动植物乃至山川、河流等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且每一类生命都由一个神各司其命的，所谓山神、树神和各种花神就流传很广。这种万物有灵论又为人鬼相通、人神相通信仰开辟了通道。虽然这种原始文化的积淀不够系统，但它却为道、儒、佛提供了一个基址，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佛教一传到中国，就为国人迅速接受并长盛不衰这个事实了。
当然，老朽的想法只是零星碎片，再也没有精力构建体系了。所以，为了避免人为的难度，黄先生仍可以按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商代为传统文化的主要开端（所谓夏文化一直处于模糊之中没有定论），有可能的话，对老朽上述的想法去伪存真，稍加细化，如此一来，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就不必重新推倒重来，而只要作些修改就行了。
黄辉大概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点燃了烟。猛吸了一口，尔后说道：丁老先生，我原来的概括一是考虑到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二是因为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研究程度的限制。刚才听您一席话，不仅学识有所长进，而且思路豁然开朗。我主张，要写就写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决不人云亦云，这样做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和贡献。尽管难度会加大，但只要我潜心深入研究，加之您的指教，相信定能成功。
就在丁思成和黄辉谈论得兴致勃勃时，夏中华由丁思成的秘书小李带进了接待室，后面有两个保安还把两个纸箱搬了进去。
丁思成因为早就听黄辉说夏中华要过来，所以嘱咐小李迎接，但是，搬进两只大纸箱却是丁思成没有料到的。他朝夏中华点点头，道：“小夏先生，恭候多时了，这两只纸箱是你带来的吗？里面是不是装着宝贝？”
夏中华说：“是的，事先未及向丁老先生告知，请予原谅。”
丁思成说：“没关系，里面装的是什么？方便不方便让我们开开眼界？”
夏中华一边打开箱子，一件件搬出南朝佛像，一边说道：“丁老先生，我把这些东西带来，不是让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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