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三月份,赫德都在忙碌一件事,那就是新安商品交易所的事情。
房子是最容易的事情,直接就设在天后庙之中,这里本来就是庙市,商人们习惯在这里交易,更何况交易所初建,并不需要多大的面积。
最主要的是制定各种规范,以及培训相应的员工。
规范是参考了一些西方交易所的制度,比如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和伦敦的交易所制度,主营大宗商品,采取挂牌拍卖的方式进行。
还有就是给交易所进行宣传,要求各大商人进驻交易所贸易等等,本来赫德并没有将这当回事,以他的理解,交易所建成后,肯定有大批商人踊跃前来交易,但这是中国,他还是不太了解。
他邀请了很多商人,重点是那些几乎垄断茶叶贸易的大行商,可是反倒是这些人最不热心,很简单,他们本就出于优势地位,没人愿意在自己风光的时候改变,穷则变,穷才变。
反倒是那些散商比较热心,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对他们来说,都需要一个可以公平交易的渠道,中国小商人愁找不到好买主,外国散商愁的是没有稳定的货源,因此他们才是最需要交易所这个平台的群体,至于那些行商和大洋行,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平台,所以对交易所并没有多大需求。
赫德把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印刷成精美的画册,不但送给那些在新安贸易的商人,而且到香港到澳门去散发,还通过报纸打广告。
一切就绪,四月二日,良辰吉日,鞭炮齐鸣声中,新安交易所开市了。
朱敬伦亲自到场,那些大行商和大洋行倒也卖面子,纷纷到场道喜,只是热情并不高,也就是看看。
散商手里则是没有什么资源,在加上第一天大家对规则还有一些陌生,只是试探性的出单,所以交易量很有限,一天时间只有五百斤茶叶,三担鸦爿和十包棉花以及四担生丝成交出去,交易金额还不到千两。
赫德本以为这只是开始,有大宗商品交易的地方,不可能交易所会没有生意。
但是他还是太小看中国特殊的国情了,很短的时间,中国商人就玩出了潜规则。
他们不太乐意在交易所交易,原因是交易所会在每一笔交易中抽取千分之一的交易费,小商人精打细算根本不打算出这笔钱。但是他们不是行商,不是大洋行,没有定价权,于是他们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把交易所的价格当作参考,直接跟场外的洋商进行交易,结果交易所开起来了,交易量没有上去,反倒是场外交易变得频繁起来。交易所等于给商人们提供了一个参考规范,扩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庙市交易。
对于这种情况,赫德还真没有办法,他毕竟只是外交官,对海关运作熟悉一些,对行政管理也有独到的见解,这种商人的手段,他真的懂得不多。
但交易所还在完善中,赫德有一个好习惯,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他从一些洋商口中听到,对中国小商人的诚信问题很不放心,以次充好的事情时有发生,赫德觉得这件事情交易所可以做。
于是他聘请了一些经验丰富的茶叶行的老伙计,开始给茶叶定级,分为上中下三等,由交易所进行验货,并收取一定的检验费。
这项服务受到了商人们的欢迎,不管是中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喜欢透明的规则下经营,以次充好那种商人,不过是赚快钱的投机分子,算的不得主流。
由于双方都需要交易所的服务,一时间交易所的交易量有所回升,可是不久就开始下跌,小商人们确实没有这种分级的专业能力,但是当他们跟某些商人建立了比较牢固的互信关系后,他们又开始投机取巧。
比如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所有货物拿去交易所坚定,只拿出一些样品坚定,从而节省鉴定费,然后拿着样品跟自己的客户确定价格,依然在进行场外交易。
朱敬伦注意到了这件事,他建议赫德干脆暂时免费算了,等把市场和商人们的交易习惯培养出来后,在决定是否收费以及收费的标准。朱敬伦的思想有些后世那些创业公司以补贴换市场占有率的概念。
但是赫德很执拗的反对,他坚持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他认为交易所是一个提供公平交易和专业服务的场所,如果不能让商人接受收费,那意味着交易所的服务根本就没有价值,就不该开办下去。
朱敬伦懒得跟他犟,反正在朱敬伦看来,即便是场外交易那也是交易,出口还是要抽厘金的,抽厘时候的价值,可不是他们的交易价值,而是厘局的验估(验估员)进行估价,价格参考的也是交易所一段时间的均价。
赫德则不然,他最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交易所上了,他铁了心要搞好这个交易所。
五月初,他采用标准化合约制度,并且在之前在码头附近建造了十间大仓库,要求在交易所交易的商人,直接将货物送入仓库,由仓库进行打包分拣,定计,然后发给他们相应等级的标准货单。然后买主拿着这些货单到交易所挂牌交易,买主竞拍到货单之后,拿着货单直接到仓库提货。
这种方式更为复杂,但好处是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就被打断了,卖主拿着标准化的货单去提货,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货物是谁供应的,买主也是直接将货物交给交易所仓库,最后未必知道谁提走了他们的货。
因此买卖变成了标准货单之间的合约买卖。交易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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