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柏贵是完全误会了，他看到朱敬伦玩命一样的在保护九龙司的土地，不让洋人割让一寸土地，他以为朱敬伦是出于为朝廷守土的决心，至于条约那东西，清廷从上到下都没
就像何景说的，楚襄王遣子良割地于齐，而使昭常守之的典故。
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战国时代的楚襄王，在做太子之时，在齐国做人质，当时的风气是各个大国为了向其他国家表示友好和诚意，会将君王的王子派到他国去做人质，比如秦始皇的爹嬴异人就在赵国做过人质。
楚襄王做人质的时候，他爹死了，于是楚襄王希望齐王放他回去继承王位，但齐王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要楚襄王割让五百里土地给齐国，不然不放他走。
楚襄王拿不定主意，询问他的老师慎子，慎子说，不能因为吝啬土地，而不去送死去父亲入葬，这是不义的。所以楚襄王回复齐王，愿意奉献土地。
楚襄王这才回到楚国继承了王位，接着齐国人来要地，楚襄王又问慎子，慎子让楚王跟大臣们商议。
大臣子良说应该献地，既然答应了就得给，君王不能失信。可以先给他，然后联络其他诸侯在打回来，所谓“与之信，攻之武”。
大臣昭常说，不能给，楚国之所以是大国，就是因为有土地，土地都割让了也就不是大国了，他愿意带兵去防守。
第三个大臣景鲤也说不能给，楚国一个守不住，他愿意去秦国求救。
问完三个大臣后，楚王才悄悄的请教他的师傅慎子，问他该用谁的计策。
慎子说，三个人的计策都用。慎子让楚王先派子良去齐国献地，第二天在派昭常带兵去守卫，第三天派景鲤去秦国求救。
楚王果然这么做了，齐国接受了子良献上的地图，派人去接收却被昭常阻挡，齐王质问子良，子良表示都是昭常自作主张，齐王大怒，派兵攻打。还没打下来呢，秦兵就来了，齐王只得求和退兵。
这个故事跟中国古代许多历史典故一样，十分的离奇，让人很怀疑他的真实性。但是其中又包含着一些能够自圆其说的道理，于是作为典故就一代又一代被文人继承下来，认为这是智慧。
战国策记载的这个故事中充满了讨巧，首先楚王把地献了，他没有失信。其次大臣又把地守了，他于国有功。
这个故事中自有一套逻辑，加上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就缺少和平对等的外交经验，所以千百年来，就被一代一代当作外交案例传承下来。
何景作为御史，熟读经典，拿这个故事劝告皇帝，皇帝都无言以驳，都觉得有道理。
首先在清廷大臣看来，齐王扣押楚国太子不让人家回国奔丧是不义的，对比英法联军恐怕满朝文武也认为英法两国是不义的，不让他们进京，他们还要带兵进京，肯定不义。
其次楚王派人拿着地图名义上献了土地，算是履行了楚王的诺言，守护了楚王的信用。对比清廷也跟洋人换了约，并且让洋人拿着文书送到了守土的地方官手里。可这时候地方官不认，地方官恰好可以对比昭常。
千百年来，大家都认为战国策中这个故事是经典的，是正确的，那么读过书的人，就得成为朱敬伦此时以昭常的方式处理问题，是正义的，是正确的。
所以柏贵才感慨朱敬伦是一个大忠大勇之人。
因为柏贵跟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都完全认为朱敬伦的行为是正当的，如果成功了，朝廷不但不能责罚，还应该褒奖，哪怕朝廷迫于洋人压力，处罚了朱敬伦，到最后整个士大夫阶层还会给朱敬伦书写功绩，记入史书，就好像因禁烟抗英而遭到流放的林则徐一样，到最后谁不说他是一个名臣，是一个肱骨。
这就是中国人做事的一套，他有他自己内在的一套逻辑，他的历史给他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参照的行为准则，但是两千年前的外交行为，拿到现在，确实有些落伍，或者说跟西方准则完全不同，对于后世已经被西方世界观完全同化的人来说，可能还会觉得祖先卑鄙，迂腐和耍小聪明。
但那个时代的祖先他们就是觉得应该这样，君王必须守信，但是祖宗的土地又不能丢，因此才寻求程序上的守信，同时采取智计规避，这跟两三千年后的后代一样，都比较喜欢钻空子，在现代观念中确实显得有些耍小聪明。
只是晚清时代，文人士大夫依然保持着两千多年前的世界观，所以柏贵很认可朱敬伦。
唯一不同的是，楚襄王时代的昭常最后联合秦兵能够守住土地，而柏贵觉得，朱敬伦即挡不住英军，大清国也没有秦国那样的友邦来救，既然无论如何都挡不住，反而可能把朱敬伦这个昭常一样的大忠臣给搭进去，洋人最终还是会去广州，那还不如直接放洋人来呢。
也许是出于一种保护忠臣的道德感，也许是潜意识中其实不想惹大麻烦而给自己找的心理安慰，总之柏贵感慨了一番之后，让富礼赶紧来新安，告知朱敬伦，如果洋人兵船要去广州，就让他们去吧，至于九龙司割地问题，实在没办法就让他们割走吧。
打死英国人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可以让朱敬伦这种在他们看来，即是对他们朝廷的反叛，又是对国际条约的不尊重行为，变得异常的高大。
英国人此时正围绕着朱敬伦提交给他们的文件的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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