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口号似乎是东方文化的创造。
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五条誓文，宣称要富国强兵，要大振皇基云云。
好像西方人在变革中，就很少系统的提出这种纲领性的口号，彼得大帝改革的时候，也没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改革中，似乎也没树立什么改革大旗。
倒是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都有这种纲领性口号，以此看来，这种东西，往往是带有革命性质的，能够极大的刺激人的精神。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1878年10月，朱敬伦召集三省六部高官，开始抛出了这个旗号。
接着他对这个口号进行了解释。
求新，在政府层面，是革除弊政，建立新的施政方式，将官场上的懈政怠政，文过饰非，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风气和不敢负责的苟且作风彻底消除，激发新的力量；在民间层面，则是引入新技术，开办新产业，增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让老百姓富裕，也让国库充盈。
自强，则是要激发内在力量，通过培训官府中的官员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破格提拔有作为的官员，提高官府的执行力；民间则号召老百姓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创造性生产，发展目前的产业，不要在依靠政府，或者借外债等。
求新、自强，可以说都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需要进行革新，引入新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让政府的管理能力更强，这种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民间则需要引入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模式，但一切都只能依靠民间力量自己推动，过去的政府低息贷款，税收补贴都已经不现实了。
相比求新自强，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方针，有政策，可执行的，后两个内容，图存和卫道，就完全是务虚的了，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凝聚民心，尤其是那些保守派的心理，而提出的。
所谓图存，无非是宣传国家危机四伏，经过十几年的民间思想家的启蒙，大明日益扩大的读书人群体，其实已经睁开眼看见了这个世界。
他们知道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扩张的现状，在西方开始萌发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压力下，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觉得国家有存亡之危，虽然他们的危机感远远没有洋务派官僚或者日本民间和政府来的那么强烈，但是也都感觉，如果大明不能够强大起来，肯定是有被西方人欺凌的风险的，尤其是目前为止英国人还保留的治外法权，那是明显的歧视和不平等条约。
海外华人在各地遭受的歧视性待遇，也极其容易激发民族自尊心，一方面他们从传统教育中培养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另一方面却觉得好像那都不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民族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步步下降，甚至在欧洲主流观点中，是劣等文化和低等民族。
这些已经觉醒了民族意识的年轻一代知识群体，才是这些口号真正能够打动的，能够真正强烈的激发民族爱国心，从而行动起来，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的精英人群。
至于早一批洋人培养出来的新派人物，太过激进，就好像日本人那样，太缺乏文化自信心，自己认为自己确实很野蛮，甚至种族自信心，认为日本种族不如人，应该跟洋人借种，对于这些新派，这些纲领性的口号确实很合他们的口味，但他们还会不断的挑刺，认为改变程度还不够。对于这些人，政府给出这样一个变革的旗帜，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政府是有意变革的，让他们知道政府有变革的心，他们不至于急切到要革命。
而老一派保守派，则太过保守和顽固，他们即便看到了事实，认清了现状，却从心里无法接受。对于这些人，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口号就改变心态，但是却可以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知道，这是民族危亡之下，不得已而进行的变革，是穷则变。所以政府大张旗鼓的打出旗号，只求这批人能够理解，不至于捣乱。
最后的卫道，则是一项尽最大可能团结人心的口号，所谓卫道，字面意思就是保卫自己的道统，这是让那些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的人群放心，告诉他们政府推行革新，不是为了以夷变夏，不是为了完全变成西方。
这样的人群数量是最为庞大的，洋务派和顽固派虽然在引入西方科技文化方面有冲突，但有一点，是他们都很坚持的，那就是守卫中国的人心，他们讲的是“以中国人之心，习洋人之巧技”，这就是中学为体的思想，曾国藩认为“洋人所长在制器，国人所贵在人心”。
在大明的精英中，大概九成的人都抱着这种思想，朱敬伦当然不会打击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朱敬伦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团结所有派系，也是煞费苦心了，但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执行的内容，推行的政策。
俾斯麦以统一德国为目标，在出台政策的时候，总是用尽可能委婉的理由，表示自己是用最轻柔的声音，推行最坚决的政策。
朱敬伦现在已经可以大张旗鼓的高调革新，这本身对于这个封闭保守了几百年的老大帝国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无论是洋务派的各种口号，还是日本的各种口号，后来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等等，其实归根结底不外乎是赶上工业化的列车，一切都得以工业化为核心。
改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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