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学者马上回应说:“存亡问题尚不得解决,如何考虑扩张?我们讨论问题存在一个术语的约定。大家似乎都在说品牌、品牌,其实很多人讲的只是广告传播的简单问题!我的观点要义在于,东方人的市场要多运用一些潜移默化的理念影响,少考虑虚张声势的宣传。大家知道的一个事实是,美国那种招摇过市的竞选路子,在中国行得通吗?你看看台湾的竞选搞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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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戒(9)
姜灿说:“我们还是不要谈到政治上去!”
学者说:“烟草品牌的建设跟政治运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搞好了烟草的品牌建设,也就基本上可以去搞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了。”
阿弥知道所有的创意讨论会,最后很容易开成“政治局常委会”,空得好像讨论着经纬天下的雄才大略!虽然美国的立国之本确实跟烟草有着天然的纠葛,并且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多少带涵的特质,但学者的观点不免武断。想到这样的顾问会议也不能幸免于俗,阿弥就感到悲哀。顾问顾问,本来是人家“顾得上才问”的过场游戏;但一切问题遇上知识分子一定变得复杂,文人相轻嘛!不知道姜灿能不能驾御这样的场面,择其善而从之。阿弥很想提醒姜灿,面对这样的局面,最好是本着“集思广益、独断专行”的原则收场!
姜灿不负阿弥的期望,果断地做结:“品牌文化的讨论我们以前进行过,今天重开旧题,今后也不会中断。大家发表了很尖锐的主张,就像我们追求的品牌主张一样,不管对不对,独特和尖锐总是好事;并且今天是一种坐而论道的漫谈方式,观点无所谓对错,都是很好的建议。有关技术性的方案随后也许会涉及到某个专家参与,根据不同的环节需要而定。希望大家保持对我们的关注,保持这样的思考。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我们所做的是一项被人们记在心里的、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领导,姜灿已经驾轻就熟了。他停一下,又说:“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我们的新烟,大家品尝品尝。”
于是每个人得到了两条试制品的高档香烟,大家愉快地接受了,权当参与创造的收获。正是流行“无印良品”的时代,阿弥这种开“烟酒所”的人也会觉得,抽这种白盒试制品烟的人,是酷酷的!
姜灿的总结四平八稳,让阿弥觉得:这家伙已经具备了领导的派头;因为领导是知道在桌上鼓励言论、在桌下做出结论的。
顾问会议之后没有定期召开,但姜灿间断地找过阿弥,并且一次比一次要求具体的方案。阿弥为姜灿的工作激情所感染,想方设法调动在“烟酒所”里结识的各路朋友,寻思着为姜灿的工作加分。在不断的碰撞中,姜灿逐渐形成了几个着手推进的利好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推动企业和品牌在城市文化建设上的参与。
成都市的文化底蕴当然是无庸置疑地厚重。从三星堆、金沙这样的遗址,可以知其古远;从都江堰、青羊宫这样的活化石,可以知其传承;从武侯祠、杜甫草堂,可以见其古雅;从司马相如的抚琴台、薛涛的望江楼可以遥想其浪漫情c;甚至曾经浣洗蜀锦的浣花溪、至今保存舍利子的大慈寺都流淌着文脉的芳香!也许中原人会小看这里偏安的小气候和混乱的文化收藏,但本地人却一件件视若珍宝!文化的积淀往往是这样,仿佛旋涡的涤荡,那些地处文化中心的纷争,常常随着改朝换代的匆忙,将文明悉数践踏;而边远地区的人们却拣到了些碎片,并用心收藏起来。就像云南边远山区的小镇,常常保有中原古风一样;文化旋涡的边缘,反而留存完整的痕迹。具有厚重文化积淀的成都,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拥有。消费时代的文化,常常是要为经济服务的。于是人们翻新了“芙蓉城”、“锦官城”这样的称谓;比如说,“东方伊甸园”的提法,更加洋气;而“第四城”的封号也别具蛊惑力。虽然阿弥对于“伊甸园”不大感冒,但不管怎么说,“第四城”如果能够稳稳地落到这里,等于将成都直接推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的位置!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第四城”是一本杂志慷慨奉送给成都的文化头衔。在20世纪末,没有哪一本杂志能够像这本杂志那样影响了中国人的话语。它为无助的20世纪70年代界定价值,也为彷徨的成都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的第四城!从地理方位上看,西部客观上需要一个代表性的城市。当年,成都与重庆、西安争当西部开发桥头堡的话题搞得沸沸扬扬。从经济增量和城市的突发规模来讲,重庆眼看就形成了特大城市的轮廓;但共享一脉相承的巴蜀文化,重庆很难在归纳和提升上拔得头筹,通常的理解是,火锅这样的东西,也只有到成都才登上大雅之堂!所以成都赢重庆,赢在文化的品位上。西安在文化上是中华正统,但资源的贫瘠,总是拖着后腿;比如说缺水,这个纯资源指标足以影响到人们对于生活文化的乏味联想。成都就是这样的上天宠儿,在地理人文的富足地徜徉着温柔的步履;直到好事者发现,这里是中国的第四城呀!成都仍然在骑墙地寻找着自己的形象定位。
第四城,无论从经济上的投资指向性,还是生活文化的引领性,甚至从传统观念中“四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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