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点头。“没问题。”
他的死党们不再提那个话题，剩余的夜晚都在计划他们的下一个案子。
他们继续每周五见面，其他三人都对约翰日益严重的抑郁保持缄默。反正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三个月过去，他们都没有再提到瑟琳。后来约翰崩溃了。他受不了继续眼睁睁看着瑟琳受苦，他告诉他们，他现在无时无刻不在为钱发愁。他觉得那样很可笑，因为他们在“播种社”的帐户里有几千万美元的存款却在五年内都不能动用。他告诉他们保险只够支付瑟琳一小部分的医疗费，如果她继续拖下去，她的信托基金迟早会用完，他的财务也会被拖垮。当然啦，除非其他人同意让他从“播种社”的帐户里提钱。
麦隆反对。“你们都知道离婚协议迟迟无法谈拢和其他的事搞得我这会儿左支右绌。但是，如果现在提款而不结清帐户，我们就会留下书面记录，国税局就会──”
约翰打断他的话。“我知道，那样太冒险。我不该提起这件事的，我会另外想办法。”
接下来的那个周五下午，他们在最常去的“杜利酒吧”聚会。店外倾盆大雨、雷电交加，店内回荡着爵士乐手的歌声，约翰靠在桌边低声说出他y郁的愿望。
他想要自我了断来结束折磨。
他的死党们又惊又气。他们斥责他不该有轻生的念头，但没有多久就看出责骂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他更加难受和消沈。疾言厉色很快变成担心忧虑。他们该如何帮助他？
一定有办法。
他们继续围坐在桌边商讨着，一起思索着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好友的困境。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在将近午夜时；其中一人大胆地说出其他人的想法。那个可怜的女人已经被判了死刑。如果有人该死，那个人也该是他长期受苦、生不如死的妻子。
她要是死掉就好了。
后来没有人想得起来是谁提议杀了她。
按下来的三个周五下午，他们都在讨论那个提议的可行性。但一等辩论结束，投票表决后，此事便成定局。他们全体一致同意地做出最后的决定；没有一个人反悔或犹疑。
他们不觉得自己泯灭人性，也不承认贪婪是他们的动机。他们自认是不择手段、勇于冒险、大权在握、成就斐然的白领阶级。他们是众所周知的狠角色，而且把那个封号当成恭维。尽管自负又大胆，他们还是没有人敢老实地把那个计划称为谋杀，所以都把它称作“那件事”。
他们确实胆大包天，因为“杜利酒吧”离纽奥良警局第八区派出所只有半条街。当他们在计划犯案时，围绕在身边的都是警员和警探。两个被派驻警局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偶尔也会来这里光顾，积极进取的检察官也到这里来培养人脉。把“杜利酒吧”视为专属酒吧的，除了警察和检察官以外，还有博爱医院和路大医院那些工作过度却未获赏识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这两群人通常是壁垒分明，互不侵犯。
“播种社”没有选边站，他们总是窝在角落里。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在酒酣耳热之前，不断有同事或马p精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是的，他们确实胆大包天，置身在纽奥良警察中间还能沈着地讨论安乐死的细节。
若非已有所需的管道，讨论不可能如此深入。蒙克为钱杀过人，绝不会对再度杀人感到良心不安。达乐首先看出蒙克的利用价值而使他免遭司法审判。蒙克知道他必须报恩。他答应达乐，只要风险可以控制和价钱合适，他什么事都愿意做。撇开感情因素不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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