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涟漪。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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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6）
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谎话大师（1）
在中国历史上，谁是说谎的冠军，一是由于我读的书少，二是由于五千年来，中国当官者又有几个不说谎的？还真是难以有个准确答案。但小官也好，大官也好，凡政治家撒谎，大半皆为烟幕弹，无非为了遮掩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撒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老子需要谎。
根子就在这里。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之祝贺。”
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额手相庆的场面，有点像“文革”期间的流行曲，其实并不好，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那样，令人匪夷所思。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然而臣下为皇上的洪福齐天，还在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真是够荒唐的了。尽管进奏的杨知至，庆祝的众大臣，都晓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信谎。
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但他需要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于是，这种当面撒谎的腐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比较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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