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回答你们。最近我也常常这样想,因此可以毫不脸红地向你们做某些允诺。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且解决得相当快。你们会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会变好。我太想活了,而活着就意味着挣扎向前,追求完美,并达到它。
“戈尔东,你护着马林娜,像你先前总护着东尼娜一样,我很高兴。可我跟她们并没有不和,跟谁都没吵过架。你起先责备我,她跟我说话用‘您’,我跟她说话用‘你’,她称呼我时带父称,好像我不觉得别扭似的。但这种不自然态度中的深层次的紊乱早已消除,什么隔阂也没有,互相平等。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又开始从巴黎给我写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当中非常快活。舒拉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儿。我不知为何相信,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一切都将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完满解决。
“从很多迹象来看,岳父和东尼姐知道马林娜和女孩子们。我自己没写信告诉过他们。这些情况大概间接地传到了他们那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受到侮辱,伤了他父亲的感
情,他为东尼娜感到痛心。这可以解释为我们五年没通信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时同他们通过一段时期的信。他们突然不给我写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亲切温暖的信。不知道他们的心怎么软了。也许东尼娘发生了什么变化,交了新朋友,愿上帝保佑她。我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说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到戈尔东家里来。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来,用一只手搂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着跟在她身后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声音都变了。
“难道他昨天晚上没回家?”
“没有。”
“那准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上那儿去过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但邻居认识尤拉。他没上那儿去过。”
“那他上哪儿去了?”
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戈尔东和社多罗夫两天没离开马林娜。他们轮流看护她,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在看护马林娜的间隙还四处寻找医生。他们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过面粉镇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职的思想宫和意识之家打听过,找遍他们知道并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寻找了半天仍毫无结果。
他们没报告民警局,因为不想引起当局对他的注意,尽管他有户口,没判过刑,但在现今的概念中远非模范公民。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请民警局寻人。
到了第三天,马林娜、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不同时间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信。信里对让他们惊恐不安深表遗憾。他央求他们原谅他,千万放心,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寻找他,因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地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单独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领域中安定下来,并坚信转变之后不再故态复萌,他便离开秘密的隐蔽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
他在信中通知戈尔东,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替孩子们雇个保姆,以便把马林娜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让她有可能再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解释道,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使她遭到抢劫。
钱不久就汇到了,其款额超过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替孩子们雇了保姆。马林娜重新回到电报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经习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往的怪癖,终于容忍了他这次的古怪行为。尽管他请求并警告他们不要寻找他,但朋友们和这位他亲近的女人仍然继续寻找他,但同时也渐渐相信了他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没找到他。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显眼的地方,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内。
他失踪的那天,黄昏前,天还亮的时候,他走出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东大街走去的时候,还没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原来,叶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来,刚刚不久。他像往常那样从天而降,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问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话岔开。但他绕过生活琐事,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两三个问题,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伤和麻烦,便在街道狭窄的拐角处,在绕过他们和朝他们走过来的拥挤的人群当中,制定了一个如何帮助并挽救哥哥的计划。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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