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光有生活的动力好像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挣钱的刺激。先说责任，任何人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很多的责任，比如夫妻之间有婚姻责任，父母和儿女之间有抚养和赡养责任，环境责任、公德责任等等。特别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必须“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社会长期存在的腐败毒瘤，应该敢于拿起手术刀进行解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尽量使社会这个机体变得美好起来，哪怕是使一个细胞变得美好。再说挣钱。有人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将来最后的特权行业便是新闻行业，看看满大街上跑的都是新闻采访车，再看记者采访时的颐指气使，你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业里无形存在的特权，特别是在腐败无孔不入的当代，更是造就了新闻记者成为发家致富的好职业。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我多次遇到被我批评过的对象为“消灾免难”送呈给我的红包，面对这远比美女大得多的诱惑，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默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就是不愿接受。于是，在看到周围好多人随便写些无聊的文章，私自印刷一堆“文化垃圾”就能卖个好价钱时，我真的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了！为了改善目前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我觉得自己也必须写一本书。我谢绝了好心朋友们“把过去发表的东西汇集起来编辑几本书”的建议，因为感觉那样无疑是拿着发馊的饭菜给大家食用，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决定认真写一本新书。在究竟该写什么样的书还没有一点谱时，我就用“也厚一把脸皮”为题先写了个《后记》，真的准备厚一把脸皮，拿出我丰厚的生活积累，争取写出一本具有畅销因素的好书，赚得几个小钱。当然，那个《后记》现在已不能再用了。
2003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在准备卖的一堆旧报纸里我找到了几年前信手涂鸦的长篇《内陆港》的十几页手稿，顺便翻了翻，感觉还有写下去的必要，于是利用刚学会的电脑技术，把这个开头输入到文档里，这样，我朝思暮想要写的新就算正式开了工。像以往写中、短篇那样，这次写的长篇一开始仅有两三个人物，也没有提纲和故事，大体确定属于反腐败内容这个定位，就利用晚上别人看电视、喝茶的时间，信马由缰地写起来。今天有情绪写三千字，明日有点烦则连电脑也不开，后日单位里有事需要出差，那以后的几天
索性把写作忘在了脑后，以至于有时候写过的人物和故事自己都记不起来了。这样的写作方式自然是轻松和愉悦的，这主要是欣赏前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先生倡导的快乐足球的结果。其实，在人生短暂的几十年里，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快乐！在任何领域里都需要快乐，快乐地工作、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当然也包括快乐地写作。这就像里地委书记郝智面对已经成为植物人的昔日好朋友、行署专员姜和平而感叹的那样，官场无尽头，金钱无尽头，享乐也是无尽头的，人应该在平淡中寻找自己的快乐人生，珍惜每一天，过好几十年。说到这里，我不赞同自己所认识的一位伟大作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态度，这位作家很严肃，很勤奋，在写出惊世之作的同时，自己也筋疲力尽地辞世了，我曾写过悼念他的文章《丹青写在天地间》，在对他充满敬佩之余我在反思自己，答案却是，我的快乐写作和快乐人生态度，注定了我多年来只是一个“写字”的人，而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写作是我寻找快乐的一种手段，我会一直在文学这条小道上努力而且快乐地跋涉的。
这里，我要感谢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的各方、各界朋友们，同时也感谢那些可能现在还不理解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给予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是你们在潜移默化中激励我写出此书。
最后，我非常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当我在京城冒着初冬凛冽的寒风，提着书稿，“瞎子摸大象”般找到华夏出版社时，素不相识的于泽俊副总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耐心认真地听我口无遮掩的讲述。特别是倪友葵主任在拿到稿子后的两天时间里就读完全稿，并和即将离开北京的我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餐馆里进行促膝交谈，中肯地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更令我兴奋的是，我们的谈话使我确定了本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意愿。在这里，我也要感谢直到今天也没谋面却为此书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文字、美术编辑韩平、房海莹小姐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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