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说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分管技术的副厂长说,关于处理设备问题,当时考虑丝织厂停产后,设备闲置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支援贫困山区乡镇工业发展,也好为市里作些贡献。至于向他们购买回来的设备,是他们作了重大技术改造后我们适当地付了一些技术转让费,没有全额付款。刘琳问山区农民对织机作了哪些方面技术改造?技术副厂长红着脸说具体就不汇报了。他知道在精通纺织机械、科班出身的刘琳面前瞒是瞒不过去的。最后厂长说关于厂内办厂的问题,是根据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并经主管部门同意创办的,也就是说是合理合法的,也间接地利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一级法人,独立合算,盈亏与丝织厂业务的拓展没有丝毫关系。至于三百万开办费,属于借款。刘琳问利息多少?什么时候归还?手续怎么办的?厂长说这些都是口头协议,具体手续没有办。刘琳问还有什么要说的事没有,大家都说先说这些吧,其他的以后再说。刘琳说你们集体来找我,这说明你们对我这老厂长的信任。在事实面前,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市里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还是我下午在职工座谈会上说的那句话,既不
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他们都说就拜托老厂长了,便告辞而去。
时针已指向十点,刘琳晚饭还没有吃,她找了两包麦片却没有开水。她拿电茶壶灌水又停水了。她实在太饿了太累了。胃是上山下乡时被地瓜干胀坏的,许多次一饿就昏过去。现在女儿又不在身边,昏过去连递口开水的人都没有。她打电话让吴景给她送一碗大排面来,脑子里乱哄哄的,想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把丝织厂的事儿理一理。电话却一连串地打过来。首先是地区检察院于检察长。他在滨海当市委书记时,刘琳还是丝织厂厂长。是他打破常规一手把刘琳提拔到财政局长的位置,随后他又和当时还是市长的赵明山一起又把她提到副市长宝座上。调离滨海时还力荐刘琳为市长,是刘琳仕途上的恩人之一。于检察长称丁一声小刘啊,就以老领导兼长者的口气,开门见山地说滨海市丝织厂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在工业战线上树的一面红旗,也是全地区工业系统先进单位;这面红旗不能在你当市长时候倒下去。
当一把手绝不能就事论事,要善于站在政治高度看大局、论得失。他说我认为丝织厂的问题只是改革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就得冒风险,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把改革中的失误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当作腐败来看,就是大错特错了。说严重,是在压制改革、打击改革、反对改革,这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的,就要成为改革的罪人,成为历史的罪人。我相信小刘你不是这样的人,否则我不会倾其全力把你推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刘琳饿得几乎虚脱,冷汗淋淋,便问老领导还有什么指示。电话说指示谈不上,有两点意见同时请你转告一下赵明山同志;一是立即撤出丝织厂工作组停止审计、调查,尽快息事宁人,把精力用在帮助丝织厂恢复生产上;二是保护改革者,对丝织厂班子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刘琳说丝织厂的问题能否定个时间,我去向老领导具体汇报一次。电话那头说我不要听汇报,我只要听结果。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口气很是坚决。刘琳捏着话筒半天回不过神来,想不到自己一直敬重着的老领导已彻头彻尾换了一个人,她感到陌生了。以如此的心态来当检察长,还有什么公正可言、还有什么是非可分,还有什么腐败可反。第二个电话是丝织厂党委书记郭永川打来的。他说有要紧事情面见市长,刘琳想想吴景很快会来的,不会有其他差错,就让郭永川尽快过来。第三个电话是谢权打来的,他说自己刚听到消息,估计丝织厂不查没问题、小查小问题、大查大问题。考虑到丝织厂问题背景比较复杂,靠山比较硬,建议刘琳首先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自己。这好比打仗一样抢占好的地形,才能制敌取胜。同时建议吴景住到刘琳家,有事也好照应,刘琳说可以。第四个电话是匿名者打来的。口气好像劫匪一样穷凶极恶,说如果丝织厂的闲事再管下去,就把刘琳的头割下来送给夏威夷她前夫。
再下面是赵明山的电话。一听赵明山的声音,刘琳便哭起来了,这是她从政以来唯一的一次当着外人哭。当初女儿被绑架时她都没有这么哭过,并且哭得很悲,哭声很大,三分钟过去了还说不出一句话。赵明山说不要哭,也不要怕,要坚强,还有我赵明山呢!要么我过去看看你。刘琳说千万别过来,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在电话上跟赵明山说了一遍,说完了又抹起泪来。赵明山听后,果断地说鉴于丝织厂班子问题严重,情况复杂,要宜早不宜迟,马上召开书记办公会议,请公、检、法、司和纪委一把手都来。你在前边冲锋,我做你后盾。不要怕,滨海这块土地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就是天王老子,我赵明山也要把他拉下马。刘琳一边听一边擦干了眼泪。这时,吴景和郭永川几乎同时到达。刘琳边吃大排面,边问郭永川有什么事快说。刘琳认为郭永川与自己搭档多年,人还是本分的,原则性还是比较强的,只是厂长把他晾在那里,他受不了他们就与那一伙同流合污了。他开口便说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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