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说自己赞成这些措施。后者其实是完全公开地利用警察的干涉来侵犯、破坏知识界自由的行为。
我本人当然并不怎么相信那些所谓的“神鬼现象”，也根本不渴望它们得到认可。但是这样的禁令并不能扼杀人们对那个假定的神秘世界的兴趣。相反，它们可能会带来很多危害，可能会阻碍一种公正不倚的好奇心的正常发挥，而这种好奇心也许会导致一种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些扰乱人心的可能事物的判断。但是这又是只有在奥地利才有的事。
在其他国家，“灵学”研究并不遭到法律的阻碍。
催眠术的情况和分析的情况多少还有些不同。
催眠术的作用是触发一种反常的精神状态，如今只被非医学界的人用于当众表演的目的。假如催眠疗法还保持着开始时的那种前程远大的面貌的话，它本来也能达到类似分析疗法的地位。
不巧的是，催眠术的历史却以相反的方向为分析疗法提供了先例。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讲师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医生们愤慨地抨击催眠术，宣称它是骗术，是魔鬼花招，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做法。
今天他们却又垄断了这同一种催眠术，并毫不犹豫地把它用作检查患者的方法；对于一些神经病专家来说，它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治疗手段。
但是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根本无意以分析中应该偏向法律控制还是偏向任其发展的决定为基础提出任何建议。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当权人物的偏爱很可能比具体说理更有影响。我已经阐述了在我看来是赞成isezfaire〔放任主义〕政策的意见。假如采取另一种决策，亦即采取主动干涉的政策，那么在我看来，仅仅以站不住脚的、不正当的措施无情地禁止非医生从事分析，无论如何是不足以令人心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中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考虑：必须制度允许所有致力于使用分析疗法的人都能从事分析工作的条件；必须建立起能够使人从中学到分析工作的性质及其所必需的准备条件的权威机构，还必须鼓励人们开拓分析教学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应该或者听其自然，不予干涉，或者建立秩序，澄清问题，而决不应该以一条机械地从不合理的规定中搬来的孤立的禁令鲁莽地闯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境地。
七
“不错，可是医生呢！医生呢！我真的没法把你引入我们的真正话题。
你始终在躲避我。
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从事分析工作的专利权交给医生——既然他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行医的条件。大多数医生无疑不是你描述过的那种分析庸医。
你自己也说你的大多数弟子和追随者都是医生，我已有所风闻，说他们在外行分析的问题上同你的观点远不是完全一致的。毫无疑问，我可以设想，你的弟子们同意你对于充分准备等等的要求，但是他们认为不让外行从事分析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是这样吗？如果是的，你又作何解释呢？“
我看得出来你的消息很灵通。
是的，事实就是这样。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我的医界同行——但不是全部——都不同意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们赞成医生享有用分析法治疗神经病患者的专利权。
这可以使你看到，即使在我们的阵营内观点分歧也是允许存在的。
我所采取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外行分析问题上的矛盾并不影响我们的全面理解。我怎么能向你解释我的这些弟子的态度呢？
我也知道得不确切；我想这一定是职业感所起的作用。
他们的发展途径跟我的不一样，把他们从同行中孤立出来仍然会使他们感到难受，他们希望被“本行业”承认为拥有完全的权利，而且为了换得这种宽容而愿意在重要性不明显的问题上作出牺牲。
当然事实也可能不是这样；说他们是出于互争高下的动机，不但等于是指责他们的情趣低下，而且也等于是认为他们目光短浅。
他们始终乐意介绍别的医生来从事分析，而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们想必是根本不会计较究竟是和医界同行还是同外行共占上门求医的患者的。但是很可能还有另一种因素在起作用。我的这些弟子也许是受到了某些保证使医生在分析实践中优越于外行的因素的影响。
“保证使他优越？对了，我们总算说到点子上了。看来你终于承认这种优越性了？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解决了。”
要我承认这一点并不难。
由此你也可能看到，我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充满偏见。
我迟迟不提这些事，是因为这些事的讨论又必须再次涉及到理论的考虑。
“现在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想到的是诊断问题。当我们要对一位患有所谓神经性疾病的患者进行分析时，我们总会希望事先确定——当然是尽可能确定——这位患者适合这样的治疗，亦即这种疗法能对他产生疗效，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真正的神经症患者。
“照我看来，这是可以从患者诉说的情况，也就是症状中识别的。”
正是在这里会出现新的复杂情况。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无疑地识别的。患者可能会表现一些神经症的表面现象，但实际上并不是神经症的症状——而是某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的开端，或大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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