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俩人性关系的描写,细致到双方微妙的心理感觉。但是从效应看,绝没有《金瓶梅》时那种心理的反感,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体验的美感。性在文学作品中从来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让读者以意会代替直接的。这都是出自于对性的羞耻心。
羞和耻是体现在人的心理层面的文化因素。最初,当人质朴地将性与人的其他需要处于同等位置时,人并没有什么羞耻感。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特别是财产式婚姻以双方互相占有的方式出现时,两性关系便成为排他性的私情。事实上,人类的两性关系以婚姻形式出现以后,一般都是以男性个体对女性个体的独占为特征。生理的独占要求相应的lún_lǐ秩序和心理导向,就需要把性负面化、隐秘化、私有化,于是形成了羞耻心文化。文明史同时就是羞耻心文化史。排他性越强羞耻心就越强。否定人性感区的暴露,否定从性行为中获得感官和心理的快乐,否定正常异性之间的交流,否定富有性感的服饰,这都是而后形成的lún_lǐ和心理定势。对它的约束性愈强,对它的负面价值的确定就愈强。在男权统治的生活世界中,羞耻心多赋予了女性。在男性创造的女性中,女性的羞耻心越强越好。羞耻心导致“抑制效应”。那么,即使在夫妻之间由于这种心理作用,性生活也不会是舒展、平等、自由的。不同程度的压抑是避免不了的。以往的文学多回避写性,自然是这种羞耻心文化使然。当然,也有人躲躲闪闪地写它;也有人放肆地写它,而当放肆与猥亵并存时,还是羞耻心文化的变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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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黄金时代》/邢小群(2)
中国文学超越羞耻心文化也只能出现在20世纪的今天。《黄金时代》就是一次超越。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将他笔下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化来表现。《黄金时代》则在对以往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中立化,的第一人称叙述,当然不意味与作家角色的复合,但观念是一致的。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恶时,叙述起来就十分随意而平淡。我们时的心理体验也随之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净化了。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之中体味到感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王二写交代材料,如何细致具体都过不了关,或者说都难以填平看材料人欲壑之心。但陈清扬只写了一次,检查便结束了。因为她写了自己的真情,写了因爱和喜欢产生的最真实的心理。所以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这“罪孽”便是人性中最动人的一面,恰恰是它使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无地自容,自惭形秽。在主人公看来,人们认为最为羞耻、最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值得以为耻、去隐讳的东西;别人以为是私情,“我”却以为那是人所共有的寻常事,所以“我”叙述它就像公众事物一样;而恰恰不得不流露出的感情,才是每个具体人的私性,才是最为个性化的东西。作家若有羞涩也当在这里,因为他总在揣测读者是否理解它。这是全篇的一个亮点。它让我们看到对羞耻心文化的超越是在什么样的人生境界上实现的。
超越了羞耻心,也就超越了“性沟”。把男女放在同等意义的人的位置上,去理解,去体验把握,由不平等意识造成的性沟就不存在了。王二和陈清扬的关系揭示了,两个人的性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心理要求,但是两人都是自主的、自由的、个性的。他们精神上是平等的。无论是为了友谊还是为了需要,传统的所属性的性道德在这里已无能为力了。
困惑、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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