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竟无法保护自己神圣的土地。30年代初期，这个原本连外国人看都不应看上一眼的军事重地，却因腐败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军事要塞”。根据条约规定，当时11国有权在山海关驻兵，但实际派兵驻扎的仅有英、美、日、法、意5国。其中日军有一个直属于天津驻屯军的守备队驻兵山海关，队长是陆军少佐洛合正次郎，一个深谙中国事务，在日本军界又颇有背景的“中国通”。洛合正次郎是日军中名声煊赫的洛合大将之子，早年曾在日本土官学校中华学生队任战术教官，后又来到中国，任中国陆大教官，所以他不仅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是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的座上宾。
当时驻守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是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中将。自15个月前接防山海关以来，何柱国消瘦了许多。由于南京方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只是一个笼统的“避免冲突”，所以山海关地带中国军队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而此时日军第2师团及张海鹏大量的伪军都云集锦州、绥中地区，虎视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何柱国陷入焦虑、愤懑、隐忧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中。由于他也像东北军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对国联干涉日本一事深信不疑，这使他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采取了能拖就拖的消极策略。但他又深知自己是个军人，守土有责，尤其今天又拱卫着中国的第一道门户。如果让日军从他手下入关，那就不再是什么东北问题，而是整个国家、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这使他决心拖不下去时，就与日本人一拼到底。为此，他早在1932年就曾制订出一个防御计划，并于10月间部署完毕。
12月8日，日本关东军铁甲军炮击山海关，公然向中国军队挑衅。由于当时日军天津驻屯军与关东军分属两个系统，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因而在中国方面的抗议下，两军内部矛盾重重，关东军没敢贸然扩大事态。但在解决此事件过程中，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少佐进一步对何柱国施加压力，想诱使何独立自治，实际上是屈服于日本人当傀儡。
12月8日事发当天，洛合单独在密室里向何柱国透了底。由于洛合平日与何柱国交往颇多，所以今天摆出一副像是多日老朋友的姿态，说道：“何将军，现在日本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要保证‘满洲国’国境线的存在和‘满洲国’的安全。为此有两种方案：一个么，是由关东军直接采取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第二个是由你何将军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自治区。何将军是老朋友了，所以不妨对你明说，帝国更希望第二种方案能够实现。”
洛合倒是没说假话，此刻日本知道日内瓦国联正在最后磋商李顿报告书结论。因此对直接出兵长城各口有所顾虑。如果能把何柱国拉过来，那么日军既能掌握进出华北的山海关锁钥，又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成效。见何柱国默然无语，洛合又不失时机地抛出诱铒，说道：“只要何将军能这么做，帝国决不会亏待你。何将军，你不仅可以立即得到帝国提供的200万日元预付金，日后你部全部饷械均由帝国负责供给。”
见何柱国还是不开口，洛合有些急了，开口道：“今后的路还要你何将军选择。但我要奉告一句，如果这一方案行不通，那日本帝国就只能采取直接行动，那时就不再是长城各口的问题了，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天津也无所顾借。”
临走时，深谙中国事务的洛合意味深长地对一再推说要仔细考虑的何柱国说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将军是明白人，要为中日亲善出些力，不要再坐失这最后良机了。”
这使何柱国连续几日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他倒不是为洛合的利诱所动，而是在最后思索眼下这种与日本人暂时相安的局势究竟还能拖多久。过去的一年多里，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抵抗指示，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他根本无主动，甚至只能说是招架，他也只能抱住那空中楼阁似的幻想，在日本人、南京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着，等待着。但究竟在等什么，他也是一片茫然。眼下，日本人图穷匕见，使他感到自己可游刃的余地已几乎没有了，那么他所能接受的路只有一条，抵抗。
12月中下旬，何柱国匆忙南下北平，向张学良最后陈请策略。
半个月后，何柱国又秘密地坐在了由北平返回山海关的专列上。这次北平之行，使他轻松了不少，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苦挨了一年之后，终于有些反省到自己过去的失误。如今日本人又来拆他的台，他那颗一直在滴血的心再次震颤起来。他终于下定决心与日本人决死一拼。他除了命东北军一部防守热河外，又下令第32、第29等数个军紧急开赴长城各口隘，准备抵抗日本人进攻。鉴于山海关形势日紧，便专门拨出一个火车头，命何柱国速返回山海关，协调指挥山海关防务。眼见主帅下了抵抗令，想到一年多来忍气吞声、两头受气、无可奈何等等为难情景即将结束，何柱国非但没有大战将临的紧迫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禁轻吟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啊。”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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