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
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
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
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
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
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
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
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
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
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
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
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
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
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
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
里。
？？ 13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
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
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
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
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
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r罩以外什么
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
开始做a。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
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
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
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
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
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
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
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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