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出那正是他赠予父亲的那块,心头一悚,渐渐住了口。他合拢风衣,对我寂寥地笑笑,请我相信父亲,说他从来是个起身走入放学时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似乎看到他抬起手腕,近乎虔诚地闭起眼睛亲吻那只手表,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在喧阗的人潮中。
后来在某个街角,我好像认出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背影。他蹬车的动作很费力,仅仅通过那佝偻起来的、苍老又沉默的脊背,我就能够想象到他蹙起的眉峰和紧绷的嘴角。当他逆着人群向前,在车流中艰难地挤出一道缝隙,我感觉连他破开的空气都折转而回,沉甸甸压在他的背上。
之后父亲不再寄钱来,江上客过年时也不再出现,但寄了些东西到我家。春天母亲又收到一张汇票,付款人是江上客,来自他读大学的城市。随后他来了封信,解释说那些钱是替父亲汇来的。我满十八岁之后,母亲连续几次把他汇来的钱按原址汇回,后来我们与他就再没有联系。
我考上的大学与江上客的母校在同一个城市。母亲叫我去探望江上客的母亲,我凭借些微记忆找到那家疗养院,无奈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只能对着家属名单一个个查。接待处的护士找到以江上客名字登记的病床,却告诉我那位病人两年多前就去世了。
大三时我放假回家,惊异地发现母亲憔悴了许多,而且饭量少得可怜。她和蔼地微笑,说年级大了消化不好。我坚持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出“胆囊癌晚期”时我当即崩溃,而她面容平静,怜爱地抚摸我的头发。
母亲不能上班了,事实上她虚弱得连毛巾都拧不动。我请了几个月假,陪她住在医院。起初她能躺在床上安详地与我聊天,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拉着我的手,后来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她开始水肿,细瘦的小腿粗了一圈,我为她按摩时留下的指痕大半天也消散不去。
我家的积蓄经不起如此的消耗。我有时产生幻觉,感觉吊瓶里滴滴流下的是母亲前半生的血汗,此时又悉数回归于她的血管之中。她从来不提放弃治疗一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非幻想恢复健康,而只是不希望让我难过,我也总是面带笑容,与她一同畅想我们的明天,允诺要在大城市买栋大房子并接她来住,还要仰赖她为我照顾孩子。
我渐渐学会做饭,有时在清晨,趁她还没醒来,我跑去买一根大骨头回家炖上,中午再取到医院里,虽然母亲吃不下饭,它们大多进了我的肚子。我为她洗衣服、擦洗身体,给她读书,告诉她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得了什么奖,怎样受到了老师的赞扬,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技能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她明白我的意思,我多学会一道菜,她的目光中就多出一分平和与释然。
然而每逢深夜,当走廊的灯光勾勒出她侧脸凹陷的轮廓,我的眼泪就会倾泻而出。有一天我哭完之后坐在走廊里睡着,第二天被前来查房的医生叫醒,他委婉地提醒我要继续缴医药费和住院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人很好,他们看我一个人不方便,经常来帮忙照顾母亲或扶她去卫生间,还为我募捐,即使现在走投无路,我也不愿意再麻烦他们了。
母亲不让我联系父亲。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自尊心有何意义,和她大吵一架。她只是反反复复对我说,很多事我还不明白。
我瞒着她,从高中老师那里要来了江上客的电话,站在电话亭前忐忑不安地拨了出去。他很快就接了,我嗫嚅着,向他借钱,听见父亲在那边警醒地问是不是母亲出事了。
那一刻所有自欺欺人的侥幸都不攻自破,所有肮脏龌龊的谣言都不证自明,愤怒和委屈吞噬了我的全部理智,我狠狠扣上电话,蹲在地上泣不成声。街上行人熙攘往来,没有人愿意朝我这个方向恩赐哪怕一毫一厘的目光。
三天之后江上客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门口。我挣扎了片刻,还是接过了他手里的信封——穷人没有资格谈自尊。我把提前写好的欠条递给他,他看也不看,当场撕掉了。
我以母亲的健康状况为借口,婉拒了江上客的探视要求,也请他不要通知父亲。他答应了,转身走出几步后又退回来,告诉我父亲和他住在一起,一切都好。你就当我白说一句,他大步离开,背对着我挥挥手。
但母亲还是察觉出不对,她问我是不是卖了房子,我知道她已经猜到了真相。有天夜里,同病房的人都睡熟之后,她递给我一张照片。
那照片很旧,中央有道深深的折痕,把其上举止亲密的一男一女分隔开来。我认出其中一个人是母亲,然而在我记忆中她从来不像照片上那样,显得活泼又愉快。
母亲脸上浮起淡淡的微笑,这是我和你父亲,她说。病痛折磨下,她的声音很小,吐气也不清晰,仿佛被时光腐蚀得斑驳。
我皱起眉头,把照片举到眼前。那个男人没有一分与父亲相像的地方。
你父亲,母亲继续说,在你出生之前就走了,他不知道我有了你,我们没有结婚。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她,几乎怀疑她的神经也受到了癌细胞的干扰。我的身体发颤,看着她的嘴唇开开合合,吐出一串意义不明的音符来。我细细搜索破绽和漏洞,可她的说法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她拒绝流产,不惜与父母决裂,只身远上,来到这座小城,却因为不婚而有孕遭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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