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当时是何等的勇气驱使我,使我留下那些话。
等待三年,实在是个过于漫长的时限。
然而,即使是我想去东北。
1936年的那个冬季过去,我丧失了所有机会。
战争的炮火轰击到我赖以生存的地方,整个城市陷入恐慌,我粗略收拾一下行李,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穷困,饥饿与寒冷。
成为了让我最担忧的问题。
直到某日大姨妈来电,说要带我去欧洲避难,我拿着话筒,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想都没想,哽咽着点头。
人生的头十八个年头,我一直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当人生的骤变袭来,我毫不犹豫地躲进在由金钱权势盖起来的楼房。
我带着无比羞愧的心情,飞至欧洲,方才明白,对滨野泽说的所谓的坚守,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我在英国的小洋楼里定居下来,很舒适的豪华楼房,有着宽敞的花园和安静的环境。
我时常惬意得坐在飘散着花香的庭院里,品着下午茶翻阅小说。
中国的一切,在这个富足的国家里难以察觉到。
大姨妈也很满足,满足于我又变成那个乖巧任她安排的外甥。
可表面的安定很快被积蓄的愧疚和悲伤打破。
我尚且记得,那是1937年的七月中旬,我瞒着大姨妈翻阅有关中国的相关报道。
在一张报纸上赫然看见一句话“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说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过后,日本加紧侵华,不断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荼毒中华人民。
我反复看那篇报道,得知日本军队的猖獗和中国的危机,内心久存的沸腾感一遍遍涌来。不为什么虚伪的借口,只是纯粹的不甘心,不甘任人宰割,不甘,不甘……
我尚年轻,这或许是唯一的原因了。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十三岁那年,走失在疯狂的人群中,无数愤怒的中国人摇着大海报,咆哮,谩骂,抗议,吐沫横飞。
长大后从历史课本上得知,那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
老先生的话至今难忘,说发起这场运动的是青年人,青年人年轻因而无畏,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义不容辞,他们是祖国最后的希望……
梦醒后我哭了。
我毅然跟大姨妈说,我要回中国!
回去。
临走时大姨妈给了我不少钱,但实际上,在满地战火的中国,早已失去钱生钱的办法,没过多少日子,这些钱也所剩无几。
但我没有抱怨。
我越发得感觉到,生为人民自身的命运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像出生在穷人家的孩子,便自小会学会坚韧与忍耐。
我吃过混泥巴水的窝窝头,睡过冰冷潮湿的隧道。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流浪不久,我加入了中国红十字协会,受协会照护,生活条件改善不少。
有一次,偶然路经北平,我请假,迅速穿过熟悉的街道与巷子,看见了埋葬了我无数希望的红木店子。
如今,它已经被改装成一间小茶馆,行行色色的人坐在里边,就像曾经我坐在其中,接待各种各样的病人。
我坐下,简单地吃了一点饭菜,正想离去,忽然望见正对面的楼房第二层的窗沿结着几张蜘蛛网。
我恍然大悟,听大姨妈说,她仅是帮我卖出了药铺子,而那小小的房间还是属于我的。
房子的钥匙我始终放在行李包的底层,没想到真有翻出来的一天。
进了房子,我打开所有窗户,当凉爽的风驱散了里面的热气,它忽然焕发了精神,有了鲜活的色泽。
曾经的两张铁床,曾经的两个灯泡,曾经的洗脸盆,曾经的橡木书桌……清晰得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轻轻抚摸它们,最后定在我的铁床上,坐下,一种莫大的寂寞感笼罩而来。
是寂寞。
我突然想起滨野泽。
想起我好久没有念过的日本姓名。
想起我们之间的诺言。
东北,花乡村,等你三年。
如今是我写下诺言的第二个年头,这两年,我未曾去过花乡村。
有无数个可能,我们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但我最终还是抛下了协会交给我的任务,只身来到东北。
因为我的心没有归宿感,很寂寞。
我六岁那年,父亲生意失意,以放松为名义全家暂时居于花乡村,在这个村子里我度过了自然烂漫的一年。
在我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力,花乡村是一个山青水暖的地方,鸟语花香溪河流淌,随处可见。然而,阔别将近二十多年,我再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眼里再也看不见她的纯洁她的鲜艳,我所看见的只有穷苦。
穷,穷,穷。花乡村像个破烂的废墟。
我走进花乡村,不过二十分钟,便全然明了。
这是个被抛弃的村落,与众多东北的村子的命运相似,战争的火舌触到了它,更吓跑了那些祖祖辈辈扎根于此的年青村民。
花乡村之所以如此死寂,是因为至今生活在里边的仅剩下白发老人,瘦弱的小孩以及残疾的年轻人……
我跟村民说,我懂一点中医,能医治人,他们为我准备住的地方,我歇息不过几分钟,小小的房间里便挤满了求医的人。
接下来的数月,我一直在花乡村生活,勉强医治这些被抛弃的人,等我等的那个人。
直到败落的小村子里,突然闯入五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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