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他讪讪缩回手：“她回去了，我刚把她送走。”
我讥刺道：“她回去了，你不跟她一起回吗？”
他无辜地说：“回什么家？这几天她一直在和我闹，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别说她了，你不要离开金秋厂好不好？”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恨声说：“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你！”便快步离开了。
第二天我就去办理了离职手续，但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我怎么也找不到平时用的一台小计算器，按照公司规定，凡是离职时没有交齐公司物品的，一律扣除进厂时的200元押金。虽然明知道这规定不合理，但心灰意冷的我也懒得和他们论理了，只好忍疼被他们扣了200元。更让我郁闷的是，被押的两个月工资不能现在领，只能在每月厂内统一发放工资时回来领或找厂内熟悉的人代领。
我再也不想进这个给我羞辱的厂了，便在代领人一栏填了李梅的名字，然后将代领条给她。李梅一直在埋怨我不该太冲动了，以后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厂呢？我唯有苦笑。
办理完离职手续，我长长松了一口气，走出我生活了两年的“金秋”厂。“金秋”和我三年前看到时一样漂亮。我想外人是想象不到的，就是这幢漂亮的花园式厂房，湮没了我两年的青春。我现在走出来了，但还在近万人的青春继续被湮没着。
对于富裕的东莞来说，我们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但用血汗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薪水，年复一年。如果我还样继续干下去，直到我两鬓斑白时，我仍然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外面精彩的世界，依然离我很遥远！
210。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所以我把很多东西都寄放在李梅房间里，只提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当我坐在大巴上，再也看不到“金秋”那熟悉而漂亮的花园厂房时，想到未知的前途，忽然意识到，自己做了辞职的决定，也许是太冲动了。
好在到东莞打田美霞手机时，她很快跑出来接我了，这让我稍稍得到些安慰。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个十元店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如果带一个新的客人进来，可以免费住一晚。田美霞因为带了我，那晚的住宿费就免了。即便如此，我仍然很感激她。
所谓的十元店，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四室一厅的出租屋，房间里放了20张上下铺架子床，可共40个人入住。推开房门，一股潮温闷热的气息，夹杂着人体的汗馊味，热烘烘地围了上来。
一眼望去，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杂乱无章。客厅较宽的一边紧紧挨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拼成的大统铺，床铺没有一点缝隙。下铺报纸、饭盒摆得到处都是，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一边吃着闻起来很香的化学菜，一边喝啤酒划拳，他们的划拳声很大。客厅较窄的一边只放了两张下下铺的铁床，两男两女正在打牌。其中有一个男青年染着满头黄发，见我进来，冲我吹了声口哨，淫邪地说：“又来一条美女。”
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愤怒与羞辱。我这几年努力工作，努力想找一个大学生做男友，就是为了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划清界线，没想到最终又和他们走到了一起，我卑视自己！
除了客厅，另外还有四个房间，有三个“男客房”，一个“女客房”，我住的“女客房”约八平方米的样子，三张上下铺架子床将房间几乎占满了，开门只能开细细的一条缝。老板拿来一床特别薄的棉胎被，放在对着门的上铺草席上，这就是我的地盘了。
我将所谓的行李放在床下，也许是年久失修，我往床上一爬床就会乱晃起来。由于没有踏脚的地方，我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睡在上铺的田美霞提醒了一句，我才踏着邻床上用三角钢筋焊上去的一个踏脚爬到了床上。但只要稍微一动，床铺就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唤声。
床上浅蓝色花的薄棉胎早就失了原来的颜色，似乎还湿漉漉的，我用手一摸，还有些发粘。下意识地俯下身闻了闻被子，一股腥臭味直刺鼻腔，让人忍不住作呕。
恰好老板进来了，我小心翼翼地说：“老板，这被子太臭了，能不能给我换一床？”
211。
没想到老板大发雷霆：“有被子盖就不错了，才十元钱，你还想享受总统套房待遇吗？”说完，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扬长而去。要是在家乡四川，被人这样喝斥，我早就羞得钻进地缝里了。但是现在，历经了近三年的白眼，我竟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夜睡在冰冷的草席上，盖着发臭的被子，想着未知的前途，我一夜无眠。
因为没睡好，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刚睁开眼我就看到房顶上几个硕大的蜘蛛网，左手边还爬着一大一小两只蟑螂。我忽然怒从中来，将手上两只蟑螂迅速抓在手中，用力捏得粉碎。然后拿起一张招聘信息报，将头顶的蜘蛛网包在报纸只，拼命挤压着，当看到报纸上被挤成一滩齑粉的蜘蛛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我消灭掉蟑螂和蜘蛛后，心里舒服了一下，这才感觉很想上洗手间，便穿衣下床。店里的大部分人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几个人还在睡觉，昨天打版的两男一女在静静吃着早餐。十元店有两个洗手间，一大一小，全都是污水遍地，潮湿阴暗，骚臭气熏天。
小洗手间里有人在用，大洗手间里有一个黑衣女孩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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