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人事局在新城区。坐“麻木”过去，再从那边回来，少说也得四十分钟，加上找人和谈事，恐怕得一个多小时。再过那么长的时间，银行早就下班了。
方敬文沉思片刻，问：“学校里能打电话吗？我有老大的号码，在电话里跟他讲一下就行了。”
孝北一中总共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学校办公室，一部在门房。办公室的电话是学校领导们用的，办公室主任严格把关，一般不允许教师私人打。加上办公室里那么多人办公，说话也不方便，所以，方红梅提议去门房看看。
姐弟俩一前一后，穿过尘土飞扬的操场，走过幽静的林****，来到学校门房。
门卫老头听他们说明来意，脸上浮现出坏笑，非常大度地说：“你们自己去打吧！”
姐弟俩连声致谢，走进门房，却看见桌上的电话机锁在一个白铁皮盒子里，只露出一个听筒。接听电话还可以，拨打电话必须用钥匙把铁盒子打开。
门卫老头笑着解释说：“电话被保卫科锁上了，钥匙在保卫科长手里。”
因为受了捉弄，红梅老师有些生气，不再理睬门卫老头，故意大声对弟弟说：“去你姐夫办公室打吧！”
出了学校大门，方敬文并没有去右手边的a银行，而是犹豫不决地站在街道上。他刚从姐夫那儿出来，不想这么快又回转去，更不想让姐夫知道他搬姐姐当救兵。他对姐姐说：“算了，我还是去邮局打吧！又不是长途，花不了几个钱。”
县邮电局也与县一中相邻，出校大门的左侧。
县一中面积很大，几乎占孝北县城老城区的四分之一，但有一个比较大的弱点，就是学校大门窄小，显得不气派。校园形状呈“凸”字型，或者说，仿佛一个肚子很大的葫芦，出学校必须通过a银行与邮电局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巷子，才能到达门口的胜利路。
姐弟俩进邮电局后，敬文到柜台前挂电话，红梅坐在长条椅上等候。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对方迅速叫来了金股长。
兄弟俩嘻嘻哈哈地聊起来，通通骂骂地寒暄了好半天。进入正题后，敬文表情严肃，絮絮叨叨地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谨小慎微地提出了要求。但方红梅听得出，金安并没有象弟弟预料的那么爽快地答应。
电话打了十多分钟，似乎也没有达成一致。
最后好象是金安邀请敬文去吃晚饭，方敬文回答说：“谢谢了，我火车票买好了，回孝感有事。”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因为生气，方敬文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面对从长条椅上站起来的大姐，他有些遗憾地解释道：“老大说，县政府对公务员个人贷款管得比较严，必须由财政局开具个人收入证明，还要取得工作单位人事局的同意，有点复杂。”
看到弟弟一次又一次碰钉子，方红梅心里不好受。血浓于水，毕竟是一奶同胞的姐弟，她特别同情弟弟眼下的光景。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下班后再跟你姐夫说说，看他能不能想想其他的法子。”
也只能如此了。
方敬文默不作声地点点头，然后，转身朝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目送弟弟远去的背影，方红梅突然觉得眼眶发热，喉咙发硬，泪水不自觉地漫了出来，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哽咽。她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脸，然后返回孝北一中校园。
坐在办公室里，方红梅再也无心批改作业或者备课了，满脑子里全是大弟弟敬文的身影。
方家的四个孩子中，从小到大，敬文一直是“领袖”人物。特别是他财校毕业分配在孝感工作，成为“城市人”之后，全家人都以他为骄傲。后来，他又娶了城市姑娘李华当老婆，还造出了白白胖胖、活泼可爱的亮亮，简直就是方家传宗接代、改良品种的功臣！
那几年，敬文一家三口吃的、穿的、用的东西，总是在方家领导时代新潮流，另外几个小家庭只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或者争相效仿。逢年过节聚在一起，敬文李华也是玩得最潇洒的，打麻将“斗地主”，千儿八百的输赢眼睛眨都不眨。
没想到这两年说不行就不行了，消费水平直线下降，日子过得每况愈下，步履维艰，连维持温饱都感觉吃力。今年夏天，敬文两口子送亮亮去学打乒乓球，他们竟然连培训费和购买球拍、球衣的钱都出不起！无奈只有找方红梅借了2000元。
副食品批发公司和孝感化工厂都是要死不活的，破产倒闭是迟早的事情，敬文和李华已经濒临失业的边缘。再不想想办法，一家三口如何活人呢？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亲情上，方红梅都觉得她应该帮弟弟一把。她下决心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老公，甚至不惜软磨硬泡、寻死觅活，逼迫王加林为敬文贷款。
拿定主意后，红梅老师又从抽屉里找出自己的红墨水钢笔，继续批改桌上的一大摞学生作业。
“方老师，a银行的钱仲元是不是出事了？”方红梅刚把注意力集中到批改作业上，突然有老师这样问。
“出什么事了？”
“你住在a银行都不知道啊！”问话的老师惊诧于方红梅的消息闭塞，神秘地回答说，“钱仲元被检察院抓了。街上的都议论成一锅粥了！”
“是吗？什么时候的事情？”红梅老师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脸上满是惊愕，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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